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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真实写照,也从本质上说明了全球格局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对于中国来说,机遇来自于大变局,风险同样来自于大变局,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危机之局,也是希望之局。应对大变局要有大战略,如何在重建世界发展新格局中掌握主动权?《人民论坛》带来权威专家最新深度解读,精彩观点一文掌握!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导王小广
《人民论坛》年05月中
01
风险与挑战
当前,我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面临不少难以预料的挑战和风险,对我国经济实现“由大变强”的战略目标形成阻碍。就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来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自然资源环境的深刻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风险挑战。如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给我国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服务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给我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严峻挑战;极端突发性的重大自然灾害,仍将长期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干扰和破坏,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品种多,分布广,频率高,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损失,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二是世界格局和环境的重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外部冲击。当前世界仍处于年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化遭遇挫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在各国兴起,世界再次处于复杂多变的“躁动期”,特别是中美关系最近两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我国实施全面遏制政策,使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与百年前的大变局不同,这次的大变局,中国是重要的“因变量”之一,甚至在不少方面是绝对的主导者。◆三是我国经济内部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债务率过高、房价泡沫、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多重风险压力,但是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制造业危机,在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的同时,我国制造业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趋势中,致使经济下行压力反复加大。我国经济要想真正走出低谷,必须有赖于报酬递减趋势的逆转,新旧动能转换全面完成,形成中速增长条件下的经济全面报酬递增新格局,必须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报酬递减问题及其所产生的重大风险。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危机至关重要。经济发展的过程必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遇到各种危机或挫折,但只要正视危机,坚定信心,没有“迈不过的坎”。化危为机,是一种本领,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以及个人发展必备的战略能力。危机学是一门大学问,善于发现危中机,善于化危为机。首先,它要求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很强的危机辨识和预见能力。其次,不惧艰险,敢于迎难而上。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责任感,逃避危机。三是善于化危为机。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企业家,不仅具有识别重大危机的能力,而且对危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善于识别暗藏于危中的机,并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化危为机。
02
改革开放
是一次重大反危机实践
中国作为人口超级大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并不平坦,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遇到许多其他国家或民族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屈辱,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也遇到各种外部的、内部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文革”后,中国经济处于危机状态,如何化解“十年文革”以及长期“左”的错误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后遗症,是摆在当时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头等大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抓住广大人民群众渴望“穷则思变”、渴望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需要,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提出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开放,改革农村公社体制,在农村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人们最迫切的生活需求,进而通过设计四个经济特区和在城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打破全面计划的管理方式,鼓励计划外生产、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
改革既“从下而上”(发挥广大群众、微观企业的积极性),又“从上而下”(简政放权,如税收包干、打破统购统销等),既不断深化国内各大领域的改革,又不断扩大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全面解决了温饱问题,年我国人均GDP突破美元,跳出了“低收入陷阱”,到年,我国人均GDP超过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重大历史转变。这场基于化解传统经济体制弊端、全面释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反危机大战略,不仅取得了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奇迹”,而且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比较优势。
03
美国历史上的反危机战略
反危机大战略的成功案例也曾多次出现在美国,美国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以及至今仍保持超级大国地位,是与其化危为机的能力密不可分的。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面临三场大危机:19世纪中叶曾出现因为黑人奴隶制导致出现国家面临南北分裂的重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大动荡,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在走向成熟期后面临的巨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因各种结构性矛盾使美国再次出现综合性大危机,例如,经济上的滞涨、美元危机,并与世界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等相交织。应对20世纪70年代全球重大危机,美日一成一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应对重大经济危机时,危机博弈双方有胜有败,日本在应对美日贸易战中存在战略败笔,最终美国度过了20世纪第二次大危机。很明显,日本在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危机中一开始处于绝对主动地位。因为年和年两次石油危机,日本都是获利国,日本经济的可塑性明显要比欧美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汽车业。在应对危机中,日本输得很惨,美日贸易战的爆发就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危机的深入,美国制造业受到了日本的严重威胁,美国的反击便构成了日本的危机。为了应对美日贸易战中日元大幅升值和贸易制裁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了在贸易战中不断退让的策略,同时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抵消贸易战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的对策必然产生泡沫经济,大量的日本资金投入房地产,而使制造业升级和发展高科技的机会全面丧失,结果当泡沫经济破灭后造成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而美国不同,美国应对的办法就是从里根总统开始,把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从短期转向长期,通过供给革命,大幅放松政府管制、大幅减税,同时,鼓励创新型金融发展(纳斯达克市场)与加大高科技投资投入,加强国防能力建设等,最终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新经济模式(互联网经济),全面摆脱了7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在此期间的苏联解体又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
04
中国如何掌握主动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机遇来自于大变局,风险同样来自于大变局,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危机之局,也是希望之局。就我国来讲,这种大变局可能面临多重高风险类别的叠加,既要突破美国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全面遏制政策的“强干扰”,还要有力地化解诸如不少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冲击,更要着力解决自身长期累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首先,应对这样的大变局,必须要有大战略,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我们的大战略就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制约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民生社会福祉提高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实施这一大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风险、挫折。要善于发现危险之核心所在,善于排除各种风险阻力,更要善于发现“危中之机”。“危”和“机”都要把握趋势,因势利导,化解可能的巨大的短期冲击,不让短期的“危局”影响长期的“机局”。其次,就外部重大风险化解来讲,化危为机就是积极有效地应对美国对我国实施的全面战略遏制,在重建世界发展新格局中掌握主动权。我们不能轻视对手,对美国的全面遏制政策,我们既要在战略上重视,更要在战术上重视,对美国这样在化危为机方面有长期经验和能力的国家来讲,化危为机不能“硬碰硬”,更不能不讲成本的“相互撕打”,要“软硬兼施”“长短结合”,讲究长期的成本收益核算,使“潜在无限的期望与必然有限的能力”相一致。特别是在“长短结合”上我们要更胜一筹,更多地采取“放长线”的办法。同时,我们要着力打最大的利益引诱牌,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此来平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此来巩固我们的影响力,并作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平台。这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最后,就内部来讲,化危为机,就是要着力解决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强大自身,做好自己的事。解决自身的重大风险隐患、强化我们自身,我们已经有一套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全面扩大改革开放,用改革的办法优化制度、激发活力,平衡各种利益,用开放的办法倒逼改革与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根本上扭转工业以及整体经济的报酬递减趋势,形成中速增长水平下报酬递增的新局面。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必须尽快由“全球增长中心”转向“全球创新中心”。为此,必须尽快建成风险降低机制、市场动力机制、制度激励机制、政府促进机制以及现代科技创新爆发性新机制等五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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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大变局要有大战略》
上文略有删减
来源
《人民论坛》5月中
新媒体编辑
常嫦
原文责编
谢帅
原文美编
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