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霍格沃茨”的麻瓜
剑桥之美，常让人误以为自己进入了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茨。但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魔法世界里的麻瓜。
在入读剑桥前，我对剑桥生活想象是：穿着黑色长袍的学生们步履匆匆地穿过霍格沃茨式的建筑，在中世纪起即存在的学院大厅里吃晚宴。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和教授，在刀叉和盘子的轻微撞击声中、在幽暗的蜡烛灯光下，激烈讨论柏拉图、尼采、牛顿或维特根斯坦；又或是上完课的学生们，结伴泛舟于康河之上，窄窄的小船在摇曳的水草之上漂浮。
但真正来到剑桥，还没来得及穿上特制的长袍、来感受我想象中的图景。我就发现难以把自己放置进这些美好的想象中。
我在剑桥学到的第一个新单词是“冒名者综合症”（impostersyndrome）。韦氏词典给出的解释是：一种持续性对自己的能力或成就产生怀疑的心理状态，同时伴随着对自己的“成就”被人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担忧。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新生周。学院安排了同宿舍的人一起去体验在康河划船（punting）。划船正如徐志摩的诗中所说，只需要“撑一支长蒿”。诗歌里的意向听起来简单愉快。真到自己尝试“撑蒿”时，才意识到要做到“轻轻地来”、“轻轻地走”是多么困难。
英格兰多雨多风的天气、康河下由流沙和石砾组成的河床、沉重的长蒿、轻飘飘的船体，种种因素都使得初学者难以轻松地使船直线往前行走，而是会不断在狭窄的河道上打转。划船的人一边要努力地保持自己核心稳定，避免掉进河里；另一边要小心地看着船行进的方向，不和前后的船相撞。但我第一次划船时，就陷入了顾此失彼的窘境：手握着沉重的木质长篙，努力逆流而上。但小船却怎么也不听使唤，而是兀自在河中央打转。
同船的伙伴一直给我鼓励，但我心中仍不免沮丧——毕竟同船的那位物理博士朋友，同样是第一次划船，却通过物理原理很快地掌握了划船技巧。甚至还能总结经验，来指导未能学会划船的我们。河面上也有很多其他的船，人们伫立桥头，气定神闲地撑篙前进，悠闲的姿态和气喘吁吁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晚上回来和同宿舍的英国同学聊起划船的艰难，以及对别人划船的娴熟程度的惊叹：“他们划船怎么这么厉害。”朋友见怪不怪地说：“你这就是冒名者综合症犯了。不会划船太正常了。”
二、“冒名者综合症”
此后，“冒名者综合症”这个词高频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系里的新生周专门用一节课的时间来教我们如何去应对““冒名者综合症”；学校的网络树洞上，这个词也高频次地出现。
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当中，都意识到了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总认为自己不足够，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品质或技能，才能配得上“剑桥”的名字。
这些特定的品质和技能，不仅来源于学术上的认可，还来自于剑桥通行的一套潜在行为规范。比如能够掌握泛舟康河的技术、懂得如何去社交、知道特定的行为礼仪。
比如在一个类似于树洞的剑桥社交网络界面上，有这样一条高赞发言：“剑桥让我觉得自己很蠢。不是智商上的蠢，在课堂上我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但在与人们的聊天中，我觉得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别人可以对一些哲学家、作家甚至歌手展开深入的探讨，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甚至关于*治之类的话题，一些我原以为我很了解的领域，这里的聊天都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觉得我错过了一些东西，一些这里的其他人好像都有、但我却不知道的东西。”
或明显或隐形的，剑桥存在着一套被广泛认同与实践的行为方式。符合这套规范的人可以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对这套规范不甚熟悉的人，则可能会觉得自己在此处格格不入。这套方式并不单单产生于剑桥本身，而来自于更广泛的教育体系与社会结构。
处于这套形式逻辑中的家庭与教育单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在社交场合应该如何举杯、谈论什么话题。我曾经与我们学院一位从伦敦的一所普通公立中学考进剑桥的学姐聊起学院晚宴这种社交场合。她说她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但当她本科有一次去伦敦参加一个律师会议，发现会议的晚餐布置与流程与三一学院简直一模一样，而且那些西装革履的社会精英们，有很大一部分也毕业于牛津和剑桥。这种场合，对于学姐来说可能比较新鲜，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习以为常。比如另一位隔壁圣约翰学院、中学毕业于私立学校的英国同学，他对此倒是见怪不怪：“我们家人聚餐的时候也会这么穿/喝。”
三、高等教育中的社会区隔：“逃离”故里
社会学家布迪厄通过研究高等教育，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区隔理论。社会中流动的不仅有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更为隐形、不可查，但在区分群体界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隐形的区分也渗透到了教育场域。教育不一定可以促进社会平等，反倒可能会固化群体间的区别。
那不属于这套模式中的人，当他们进入了像剑桥这样高等教育机构，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一书中真诚而深刻地书写了他作为工人阶层的后代、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后，自己的身份挣扎：优秀不仅仅是学业意义上，更是社会意义上的。学校所要求的自处方式，与自己长大的环境中所获得的方式不兼容。为了达到自洽，在埃里蓬的前半生中，他选择拥抱学校教育，而与自己的故地一点点分离，甚至完全逃离。
这种对超越自己的出身的渴望、以及拥抱更高、更好的生活的渴望，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并不陌生。
项飚老师曾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评论我这一代的年轻人为“没有在地感”的一代。从小我们就被告知、也自我内化——应该要朝远处看、要出人头地、不要拘泥于自己的社区里。自己身边的世界不足为道，值得向往的在远方。而当我们真正来到了“远方”，来到了小时候憧憬的校园，却可能会发现，流动并未保证包容与多元，反而带来是困惑与不解。每个体系中的人有着自己所笃定的信仰，和自己熟识的习惯。穿梭于其中的人，不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是在不断戴起不同的面具。
以剑桥的“冒名者”为例，当他们体会到剑桥的生活和自己熟悉的生活大相径庭、当他们自己内化了一种所谓“精英”的行为标准，那他们曾经的生活经验，是否还有用处？又或是会成为他们“成功”路上的阻碍？“冒名者”，往往意味着对于自己语言体系的否定，以及对一套外在的、看起来更具有优势的话语的接受。
四、“喝香槟的社会主义者”：个体经验问题化
就我自己而言，我对于剑桥的这一套仪式的情感是十分矛盾的。比如穿正装参加晚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从小对于剑桥的想象。我曾经向往成为他们的一员。但当我真正来到了这里，当我意识到了仪式背后的社会分化，我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去接纳或内化这一套礼节。
但我也知道，存在即有其合理性。或许这些礼节的存在也让剑桥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所有的一切加起来塑造了一个剑桥泡泡。或许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泡泡里，戳穿这些泡泡后的世界并不一定会变得更“美”。
我在剑桥的朋友常常戏谑地说，我们是喝着香槟的社会主义者（champagnesocialist）——一群住在舒适的公寓里的学生，一边喝着香槟，一边讨论着世界的参差与“结构性不公”。这个十足的自嘲，体现着作为个体的矛盾、虚荣与无奈：一方面我们享受着优质的教育，得以去探讨世界、历史、和社会；另一方面又觉得，在“结构”面前，个体力量单薄。
但或许讲述、理解、和解释自己的经历本身，就是寻求改变的第一步。
作为人类学家的项老师提出“把自己作为方法”——把个体经验问题化。去探索经验背后的情景、历史、来源与局限。
如何将个体经验问题化？很多时候，问题化的视角来自于理论或者社会中广泛传播的话语。理论和话语固然重要，但有时候也会推使个体感受陷入同质的范式，从而阻断多元沟通以及认识世界复杂性的可能。
那么我们该如何运用这些理论与话语，但又不被其所束缚呢？或许问题的答案在于拓展思考和表达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可以来源于书本，也可以来源于我们对于生活本身的感受、体悟与反思。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描述自己的经历，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在剑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自己身边的隐形区隔。剑桥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招收女性学生，国际学生与职工的数量也在增大。人的流动带来了社会关系的交汇。人们逐渐意识到学校也可能强化社会分层；既有的规范虽然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合理性，但即便是穿衣、说话、举止、行为等看起来再私人不过的事情，其背后也会带有社会结构的色彩。
从学校层面，系统性的反思带来的是招生上的变化。学院会设立专门的奖学金项目，来向出身于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倾斜。学校层面会组织一些研讨会，号召教职工来讨论如何实现更公平和包容的教育。在学生群体中，大家也广泛地讨论着“冒名者综合症”，来帮彼此较为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生活经历，让大家不为自己的来路感到羞耻或骄傲，而是尽量去友善而包容地对待彼此的不同。我们不需要去割断自己与“故里”的关系，而可以把这些独特的经验带到学校，来增加大家对于世界复杂性的理解。
虽然暂时很难直接参与*策制定和执行，但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在享受晚宴和朋友的陪伴的同时，要多对服务我们的人（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宿舍清洁人员等）表示感谢，并多去了解他们的人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尽量多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