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不久前，在西安交大医学部举办的一次医学人文教育研究研讨会上，我听到了特邀的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的讲座《追寻医学的人文价值》。张大庆教授指出，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命科学迅速发展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医学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分支，它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理应被重视和反思，比如，胚胎是否为生命？人的生命可否被复制？生命可否人工制造？人可否当作工具或实验品？张大庆教授提到，通过试管婴儿助孕，已逐渐成为一些不孕症夫妇唯一的有效方法。现在国内外更倾向于PGD/PGS（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可帮助人类选择并孕育最健康的后代，可为有遗传疾病的家庭提供生育健康宝宝的机会。医学界普遍认为，它已不单单是解决生育难题的辅助技术，更是一种“优生优育”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医生在选择认为优质的胚胎植入母体时，往往是充满忐忑的。这一生命的选择，以胚胎评分标准来衡量胚胎优劣，然而，胚胎质量就是由这一套科学的评估标准来确定的吗？当我们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进行所谓的坏胚排除的时候，有可能排除掉的正是贝多芬、霍金、毕加索和梵高。
事实上，疾病本身也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在国内外的文学艺术研究上，都有学者考察过作家与疾病的深层关系，在精神医学、疾病心理学、创作心理学等综合视角的观照下，分析探究作家们的疾病史、病理过程、异常性格、内心纠葛与创作历程之间的关联，并着力揭示这种关联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创作活动和文学作品中的特殊作用与重要意义。理论上，如果疾病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就应该被自然选择所淘汰，但事实上它们从未消失。其中的缘由，一些学者认为是这些“残疾基因”有时会表现出非凡的天赋，就像俗话所说的——疯子与天才往往只差一步。遗传学上的最新发现也印证了，一些携带各种疾病的遗传因子曾在人类社会兴旺时广泛蔓延，并可能给予了人类祖先以其他古人种所没有的益处。正是人类对疾病遗传因子的容忍，让人类身心大脑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一举措成为早期技术革命的导火索。远古人类之所以能成功地生存下来，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容忍群体中的“异类”。
我们有很多心理、身体机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帮助传播基因，而不是因为它们能让我们更幸福、更健康。比如嫉妒、焦虑、愤怒、抑郁等负面情绪，会让我们的心灵饱受煎熬，但由于它们能提高我们生存和繁衍的机会，从而更广泛地传播基因，因此仍然牢牢地安营扎寨在我们心灵深处。我担心，当科学评估标准去制订了所谓的人类胚胎标准化之后，人类进化中的参差多态、无限可能就终结了。接受造物主的赐予是正义的，人类主动选择甚至参与设计生命是不正义的。设计生命不是达到完美的途径，也无法让人获得真正值得被追求的生命。我认为，如果我们放任这一影响广泛的社会行为，即父母试图操控自己孩子的基因特征，选择孩子的性别，身高，智力，决定孩子将来会成为出色的运动员还是优秀的音乐家。社会越接近于此种情形，孩子们越趋向于被视为消费品。我认为这会腐蚀亲子关系中很重要的东西，即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不可预见的。这种不可预见性构成了“无条件的爱”存在的环境。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孩子的发色、身高、智商才爱他们。我爱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自我。随着我们在基因工程的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对于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的欣赏。
在当下这个科技的盛世，自然演化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显得太过缓慢。人
开始手动参与自身的演化。牛津“未来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在一份全球*策报告中畅想未来：父母通过试管婴儿来筛选“优质”胚胎、女性通过激素疗法来自定义产卵周期……野心和科技狂飙起来，最终拖人类后腿的可能只剩下人类肉体本身。当原生基因组无法满足人类的改造需求，我们还有CRISPR-Cas9基因编辑这件终极武器。如果将辅助生殖比作下餐馆，IVF试管婴儿好比照菜单点菜，基因编辑则是直接将厨房打开任你发挥。当人类开始对自己的DNA动手动脚，未来似乎已不可阻挡。
我想象这个正在到来的未来情景：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结果会怎么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都是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就是一潭死水。还有，基因技术最有可能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这种资本与新技术的系统有能力提供最广泛、最全面的服务，于是，就能够生成最大的权力。因为，普遍依赖就是普遍被支配。对于技术服务所能提供的选项，我们似乎确实还是在自愿选择，但是，这些都是被给定的选项，尽管那些选项几乎“应有尽有”。当系统和技术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选项，所谓优良服务，就是人们感觉既舒服又方便，而舒服和方便就足以让人接受被系统和技术所支配。最后，操纵人类进化的总阀门，是控制在金融资本家和核心技术拥有者手中，我们人人情愿被支配，无法去摆脱，人人跃跃欲试要在原生基因组上打造更大的奇迹。手握基因编辑器的这个世代的新权力，施施然君临天下。
人类是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漫长进化才雕琢出来的，在文明社会这1万年里，我们当然也有进化，但那只是些微调。和4万年前的人类相比，我们99.98%以上的基因是相同的。基因是控制我们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我们的身体正是以基因为蓝本制造出来的，因此，一个现代婴儿，和一个“野蛮人”婴儿，几乎没有区别。但是，现在改变这一切的新上帝已经出现。
未来已来，只是还未普及。在分子医学和基因治疗越来越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如何理解分子生物学与传统生命观的关系？我们什么时候该拿人性冒险，又要怎样才能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