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这似乎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科学事实。长久以来，人们假设科学方法是客观的、中立的，科学发现也因此更具公正性。
只是，科学真的毫无偏见吗？在新近出版的《逊色》中，作者、英国科学记者安吉拉·萨伊尼为我们重新检视与纠正了科学研究史中关于性别差异理论的诸多偏见。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现代生物医学，萨伊尼批判性地回顾了科学史中声称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具有科学依据的热门研究，揭示出“女性逊色于男性”、“两性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等论断的谬误之处。
与此同时，萨伊尼也指出，女性在科学研究领域的长期缺席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让更多女性参与科学事业，不仅将改变科学的运作方式，也让我们重新发现身为女性的真正意涵。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取。
原作者｜[英]安吉拉·萨伊尼
摘编｜青青子
《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英]安吉拉·萨伊尼著，李贯峰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年4月。
1
西蒙·巴伦-科恩的“共情化-系统化理论”
年，国际期刊《婴儿行为与发育》（InfantBehaviorandDevelopment）发表了一篇短文，该文的内容可能会塑造世界各地的人看待出生时性别差异的方式。这篇文章由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的一个研究团队撰写，其中包括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和自闭症专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Baron-Cohen）。
这篇论文声称，他们第一次证明了新生婴儿的行为方式具有明显而且重要的性别差异。
该实验的研究结果如此具有冲击力，以至于在其他研究论文和育儿及儿童书籍中至少被引用了余次。当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年颇具争议地提出女性科学家和数学家的稀缺，或许是因为男女之间先天的生理差异时，巴伦-科恩一定程度上是在用此项研究为其辩护。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家海伦娜·克罗宁（HelenaCronin）都曾经运用这个研究来论称两性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差异。有人甚至将其改编成一本受到《圣经》启发的心理自助书—《男脑，女脑》（HisBrain,HerBrain）——以此描绘两性之间“天赐的差别”如何帮你巩固自己的婚姻。
自年以来，巴伦-科恩所在的部门名声大噪。这篇论文发表时，他距离揭露出一个充满争议且范围广泛的新型两性理论也不过只有两年的时间，他将这种理论命名为“共情化-系统化理论”（empathisingsystemisingtheory）。该理论要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说，“雌性”大脑生来倾向于共情；“雄性”大脑就像汽车和计算机，是为了分析和构建系统而设计的。不同的人或许会在其大脑中显现出不同程度的男性和女性气质，但正如这两个形容词所暗示的那样，一般来说男性倾向具有“雄性”大脑，女性则倾向具有“雌性”大脑。
西蒙·巴伦-科恩
巴伦-科恩说，自闭症（一种使患者很难理解别人以及与他人交往的疾病）是男性大脑的一种极端类型。这就是为什么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的人（到目前为止，自闭症患者大多是男性，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被诊断为带有此类症状）有时候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系统化行为，比如具有在大脑中快速进行数学计算或记住火车时刻表的能力。
至今还没有人能完全解释婴儿在出生时大脑是怎样沿着某种路径朝偏向男性或偏向女性的方向发展的。如若果真如此，细节很可能非常复杂。但是按照巴伦-科恩的说法，关键因素在于性激素—这种化学物质正是我们所看到的男女之间许多生理差异的根源所在。他认为，暴露在子宫中的睾酮不仅会影响到性腺和生殖器，而且也会以某种方式渗透到男胎发育中的大脑里，将其塑造成一个系统化的雄性大脑。女胎往往没有那么多的睾酮，最后默认生成了共情化的雌性大脑。
那么，这篇论文对新生儿有什么意义？巴伦-科恩想要知道，女性具有较强的社交技能和男性更具系统性思维这种刻板印象是否具有某种生物性的基础。换句话说，是否女孩生来就是共情者，男孩生来就是系统思维者。据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所知，全球范围内是他们医院的产科病房，允许研究人员对世界上最幼小的被试群体进行研究。多名婴儿被纳入了研究范围当中，他们都是刚刚出生两天左右或更小的孩子，显然已经小到不会受到社会条件作用的影响。研究团队认为，他们所观察到的会是未受到教养影响的天性。这也使其成为巴伦-科恩的共情化-系统化理论所依凭的重要根据。
像许多资深科学家所做的那样，巴伦-科恩将实验交给一位资历较浅的同事来完成，这位同事不久前才加入他的团队。珍妮弗·康奈兰（JenniferConnellan）是一名只有22岁的美国研究生。她告诉我说：“实际上，我都不敢相信他接受我加入他的实验室。”她坦言自己太年轻，没什么经验。来剑桥之前，她在加州一个海滩做救生员。
康奈兰每天都会去产科病房看看有没有产妇分娩。实验本身并不难。她说：“我们想要在社交性和机械性之间做出对比。”因而会向每个婴儿展示一张人脸的图片（图片中的人脸是康奈兰本人）以及一张可以机械移动的拼接图片（这张图片也是用康奈兰的脸照制作的）。然后，如果婴儿观看照片的话，研究人员会测定每个婴儿看了每张照片多长时间。这种在婴儿研究中流传已久的实验方法被称为选择性观看法（preferentiallooking）。研究团队假设，更具社交性的婴儿会倾向于盯着人脸，而更具系统性的婴儿会选择观看可移动拼接图片。康奈兰回忆说：“就实验设计而言，这是非常初级的，感觉有点像一个科学竞赛项目。”
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婴儿对两种类型的图片都没有表现出偏好。不过大约有40%的男婴倾向于观看可移动拼接图片，相比之下，倾向于观看脸部照片的男婴比例为25%左右。同时，大约36%的女婴倾向于观看人脸图片，而倾向于观看可移动拼接图片的比例只有17%。这当然不是说每个男婴与每个女婴都不同，但在该研究的语境之下，这种差别却具有统计意义，足以引起科学界的注意。
康奈兰、巴伦-科恩及其同事在该文中声称，这项研究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男孩生来就对机械对象有更强烈的兴趣，而女孩天然具有更好的社交技巧和情绪敏感性。他们写道：“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毫无疑问证明了两性之间的差异至少部分地源于生物机制。”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巴伦-科恩进一步充实自己的观点，即雄性大脑和雌性大脑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分。
年，巴伦-科恩出版了《关键的区别》（TheEssentialDifference），这是一本为普罗大众写的书，该书揭示了他所秉持的那种两性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书中包括对康奈兰实验的描述，以及她展示给婴儿的人脸照和可移动拼接照。他写道：“这种社交兴趣上的差别在出生的第一天便已存在”，之后又在其他段落补充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别呼应了我们在人类的生命周期中所看到的模式。例如，平均而言，女性会展示出更‘一贯’的社交性微笑。”这明确暗示出两性似乎并不是因为社会或文化而具有不同表现的，而是由于某些深植于先天和生物机理中的东西。
《关键的区别》英文版。
巴伦-科恩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差异也可以从人们所选择的爱好类型中发现。“具有雄性大脑的人，倾向于花时间在修理汽车或摩托车、驾驶小型飞机、航海、观鸟或观察火车、数学、鼓捣音响，或者沉迷电脑游戏与编程、DIY或在摄影等活动中寻找乐趣。而具有雌性大脑的人倾向于花时间和朋友喝早茶或者共进晚餐，就亲密关系问题为彼此提供建议，或者照顾朋友或宠物，或者在情感热线做志愿者，倾听抑郁、悲痛、困苦甚至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的心声。”这个分类多少有点古怪，其中列举的活动尤为中产阶级和英式。此外，我们也很难不注意到，雄性大脑似乎更适合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如计算机编程或数学；而雌性大脑似乎最适合地位较低的工作，比如护理员或求助热线的志愿者。
尽管如此，巴伦-科恩的观点依然颇受欢迎。他关于自闭症的极端男性化大脑理论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了一千多次。从事儿童发展和性别研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广泛提及他的共情化-系统化理论背后的理念。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Wolpert）在其关于性别差异的著作《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WhyCan’taWomanBeMoreLikeaMan？）中讨论了巴伦-科恩的工作：“总体而言……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男性倾向于严密地思考，而女性倾向于宽泛地思考。”
2
婴儿的大脑真的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吗？
然而，布朗大学生物学和性别研究教授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对于宣称在这么小的婴儿身上就能看出性别差异的研究表示警惕。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科学领域，尤其是考虑到婴儿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此外，想要更好地理解自己孩子的父母也非常容易接受这种观点，她觉得：“你知道，你可能会在婴儿网站上看到，‘要对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期待，对自己的儿子有那样的期待’。”福斯托-斯特林说，当科学家给出诸如此类的主张时，需要确保自己的研究发现是可靠的。如果西蒙·巴伦-科恩的工作得到认真对待，那么他的观念可能会对社会判断男性和女性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福斯托-斯特林说：“我认为，最终你会得出一种理论，让你把男孩和女孩限定在固定种类的行为或长期兴趣上，并最终限定在某些具体的职业当中。”
巴伦-科恩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正在涉入具有争议性的领域。他曾在《关键的区别》一书差不多开篇的地方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因为他觉得这个话题太过*治敏感。他提出了科学家们在发表可能会被解读为性别歧视的著作时经常会给出的辩护理由—科学不应该回避真相，无论真相多么令人不适。这是那些宣称洞穿了性别差异的人在其研究中始终坚持的说法。他们说，客观研究就是客观研究。
当性激素在20世纪初被发现时，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们只对性行为有短暂的影响，同样，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些人在压力之下可能会出现肾上腺素激增，或者在陷入爱河时催产素激增。然而，随着研究的发展，大家开始怀疑这中间是否有某些更持久的东西正在发挥作用。
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灵长类专家罗伯特·戈伊（RobertGoy）和神经学家布鲁斯·麦克尤恩（BruceMcEwen）——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过去几十年动物实验的调查，研究出生前后睾酮水平的影响。一项研究显示，在出生当日为雌性大鼠注射一次睾酮，成年后会表现出较少与雌性相关的性行为，而与雄性相关的性行为更多。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恒河猴身上，恒河猴是在生物学上离人类比较近的物种，经常被用于研究（恒河猴是第一种被送上太空的哺乳动物）。恒河猴接受注射的睾酮越多，所表现出的差异就越大。
戈伊和麦克尤恩在其著作《大脑的性别差异》（SexualDifferentiationoftheBrain）中论称，睾酮对未来的性行为有持续的影响。但是，像他们那样的研究却不能脱离研究时所处的时代。科学和性别研究此前都曾认为文化在性别认同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年，人们普遍假定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是相同的，成年人之间的行为差异必然是由父母的抚养方式和社会的塑造所带来的。一位评论家还曾经将谈论胎儿的睾酮水平与大脑中的性别差异，类比为谈论种族和智力水平的差异。
《大脑的性别差异》英文版。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像戈伊和麦克尤恩这样的观念标志着某种根本性的转变。当然，他们也并非没有遭遇挑战。例如，有批评指出，用来描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语言本身就带有歧视性。比如说所有“假小子”的行为都被解释为女孩的行为像男孩。但是谁又能说假小子式的行为实际上不是一种作为女性正常的、常见的特征呢？后来还有人抱怨说，以灵长类动物研究作为证据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猴子可能会像人类那样，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雄性和雌性后代。如果幼猴的生殖器官受到注射性激素的影响，就可能影响其与母猴之间的关系，进而会作用于其玩耍或成年后的性行为。
虽然戈伊和麦克尤恩的研究发现并未让所有人满意，但他们的研究路线还在继续。它以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即认为大脑的整个结构可能都是由子宫内的睾酮水平决定的，从而使男性和女性在出生时就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仅影响性行为，还影响到其他行为。
苏格兰神经学家彼得·贝汉（PeterBehan）和美国神经学家诺曼·格施温德（NormanGeschwind）以及艾伯特·加拉布尔达（AlbertGalaburda）说，对大鼠和兔子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在幼崽出生之前，高于正常水平的睾酮也会减缓左脑的发育，使右脑更具优势。扩展到人类身上，由于在出生之前男孩自然要比女孩更多地暴露在睾酮当中，因此男性往往有更大的右脑。年，格施温德在接受《科学》杂志记者采访时声称，如果高于一般水平的睾酮与一个人对睾酮的反应方式之间的机制是“恰到好处的，那么你的右脑就会获得更具优势的天赋，比如艺术、音乐或数学天赋等”。他暗示说，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世界级的男性作曲家和艺术家要比女性多。
当时还没有安全测量活胎睾酮水平的方法。因此，格施温德转而专注于研究左利手（右侧大脑趋向于控制身体左侧的肌肉，左侧大脑则控制身体右侧肌肉，所以右脑占优势的人更有可能是左利手）。通过这种粗略的衡量，当时确实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在具有数学天赋的儿童中，左利手要比一般人群略多。
年，格施温德和加拉布尔达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大脑的支配地位》（CerebralDominance）的著作，他们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证据如何支撑这样一种观点，即由于睾酮的作用，男性的大脑被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女性的发展方向。这正是巴伦-科恩在发展自己的共情化女性大脑和系统化男性大脑理论过程中所呼唤的研究范式。
《大脑的支配地位》英文版。
格施温德在《大脑的支配地位》一书出版同年逝世。他的离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少量支持他的证据是否意味着睾酮确实极为深刻地塑造着男性的大脑？抑或真相实际上更为复杂？克里斯·麦克马纳斯（ChrisMcManus）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他多年来一直在剖析格施温德-贝汉-加拉布尔达的理论，麦克马纳斯说：“他（格施温德）是最杰出的神经学家之一。”他认为，实际上这就是格施温德的睾酮和大脑研究的部分问题所在。他在该领域的卓越成就使得他的理论即使最后并不总是有支撑的证据，也很容易在重要期刊上发表。
麦克马纳斯认为，格施温德-贝汉-加拉布尔达的理论只是想把太多领域囊括进来。它在当时成为解释大脑是如何组织的宏大理论，在并不必然有联系的事物之间建立起了巨大的关联，而这些联系还没有经过验证。该理论试图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即使在今天，研究人员也很难将其明确下来。麦克马纳斯说：“幸运的话，你可以用它来解释任何事情……当数据对你而言可以随心所欲时，你就能以任何想要的方式剪切这些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是一堆废话。
3
间性人案例：
“我出生时是不完整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新技术对动物进行细致研究确实表明，性激素在胎儿发育过程中会对胎儿大脑产生影响，从而在随后导致某些行为的微小差异。如今，这种现象背后的证据已经足够让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感到，即便与自己的直觉相抵触，也不能再无视它。这是科学难以预料的天性：科学发现不会总是与*治和谐相处，研究结果也不是永远非黑即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格施温德的宏大理论显得有点过于宏大，但或许其中隐藏着一个颇具前途的研究领域的内核。
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梅利莎·海因斯（MelissaHines）曾经就性与性别议题开展过许多最具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巴伦-科恩在论文中也大量引用过这些成果。年，她在《认知科学动态》（TrendsinCognitiveSciences）上表示，数以千计以非人类哺乳动物为对象的实验研究表明，子宫内的睾酮水平的确会对后续的行为产生影响。此类研究课题是通过为灵长类动物注射额外的性激素，之后再对其行为进行监控而展开的。海因斯的文章中有两张值得注意的照片，一张是一只母猴正在观察一个洋娃娃，另一张是一只雄猴像人类孩童一样在地板上移动玩具警车。
但是，猴子和人类毕竟不一样。从动物跳跃到人类对于证明睾酮是否真的以同样方式塑造了我们复杂的思维至关重要。如果人类和动物具有相似的两性差异，那么，人类之间的差异会像哺乳动物一样小吗？还是像巴伦-科恩指出的那样，差异非常巨大？真相到底在何处？
当然，对于人类来说，从事此类研究的伦理标准与灵长类动物完全不同。科学家不能通过人为地给胎儿或儿童注射激素来研究其影响。相反，他们必须求助于性激素水平天生就很高或很低的人，但这样的人很罕见。
迈克说：“我出生时是不完整的。”
迈克不是他的真实姓名，我已经同意不用真名。两天前，迈克刚过完51岁生日，但他告诉我，他选择不庆祝生日，因为他不希望让自己回想起出生的那一天。正是在那一天，父母被告知要以女孩的方式抚养他。
迈克出生时是男孩，但他患有一种被称为“5-α-还原酶缺乏症”的罕见遗传疾病，得了这种疾病意味着出生时他的身体没有表现出男孩的特征。虽然他是一名具有XY染色体的正常男性，但身体缺乏转化睾酮的酶，睾酮经转化后将产生一种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对于出生前性器官的发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他在基因上是男性，但生殖器却不明确。
间性人的标志。
类似迈克这类案例帮助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理解了对人类来说，出生时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哪种性别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想知道性激素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没有比研究一个基因上是男性，但身体对激素的反应却与典型的男性不同的人更好的方式了。
迈克解释道：“当我出生时，初看之下性别并不确定。我长了阴茎，但是非常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建议迈克这样的人像女孩一样生活，因为让他们的生殖器看起来像女性的手术比重塑阴茎手术更简单。在迈克出生的年代，专家们认为性别主要是由社会塑造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从小被当作一个女孩对待，他就可能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女孩。一些处境相似的儿童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性别身份。但是对包括迈克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决定却导致了个人悲剧。
他发育不全的睾丸留在体内，在他五岁时，也就是远在青春期到来之前，他的睾丸就被部分切除了。由于意外，切除手术并不完全，这意味着他的身体仍然能产生少量的睾酮。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注意自己的基因性别。对这个世界来说，他就是一个女孩，但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不像女孩。
三岁左右时，他开始对典型的男孩玩具产生了兴趣。后来，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当老师让女孩去场地的一侧，男孩去另一侧时，他会站在中间犹豫不决。他回忆说：“老师一直把我和男孩们分开。”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个场景既悲惨又让人困惑。有一次，当一个店主问他，“你想来点什么，小伙子？”时，他兴高采烈地想着她一定看到了自己真实的样子。当身后有人向店主解释说他实际是个女孩时，迈克感觉那就像一记耳光。他回忆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着祖母、母亲和表姊妹们，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像她们一样。”
年幼的他生活在一场难以设想的困顿之中，夹在社会对他的期待（包括不断被告知“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和坚信自己是个男孩之间。他记得自己当时是唱诗班的成员，当自己的声音开始破音时，会感到羞愧，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这归咎于喉咙痛。当他年龄更大的时候，人们经常认为他只是一个非常有运动天赋的女孩。他说，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假小子。
如今，有着像迈克这类情况的人被称为“间性人”（intersex）。这是一把雨伞，在这把伞下有许多极其罕见的症况，包括雄性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ndrogeninsensitivitysyndrome），患有此种疾病的人由于身体无法识别睾酮，因此虽然携带男性染色体，但看起来完全是女性；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cogenitaladrenalhyperplasia），患有此种疾病的女性出生时看起来是女孩，但体内含有高水平的雄性激素，从而导致外生殖器性别不明显。他们并不是阉人或两性体，也不符合男性和女性这种二元分类的范畴，却占据着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中间点，这一点很多人还不理解。
年的“间性人意识日”活动。
英国内分泌学家理查德·昆顿说，患有雄性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患者，“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只见过不到10例”。昆顿在其职业生涯中一直在观察间性人和其他想要改变性别的群体，这让他对性激素如何影响性别认同有了独特的见解。许多患者选择对自己的境况保持沉默。但昆顿听说过中东地区的一个案例，两个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姐妹向伊斯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认她们是男性，以确保获得家族遗产，因为如果她们是女性，这些遗产就不会传给她们。他说，对于先天性肾上腺增生而言，“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出生时看起来像男性的案例”，虽然表面上几乎是女性，但具有某些男性特征。这些患者“据说行为看起来更像男孩，尤其是在儿童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中许多人被同性所吸引”。
迈克在16岁时发现了自己的真实病史，随后终于有机会自己决定如何度过余生。19岁时，他开始向男性身份转变，每周注射睾酮。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胳膊、腿和脸上的毛发也越来越长，肌肉也日渐发达。他说：“就像太阳出来了。”
他出生时接受的生殖器手术当时被称为“清理术”，但他现在认为这是虐待儿童。迈克说：“很多这样的孩子都在迷茫中长大”，而他之后是通过互助社团“英国间性人协会”（UKIntersexAssociation）找到了接受与理解。
如今，迈克是一名心理学家，致力于儿童心理健康工作，他选择这个职业的部分原因正是在于自己的经历。他的声音强有力且清澈。他的性别毫无疑问是男性。此外，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性别认同至少在某些层面必然有生物学上的基础。性激素不仅影响我们身体的外观，也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性激素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到底有多大影响？睾酮、雌性激素和*体酮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把它们引向何种不同的方向？
4
“性别相似性假说”
有人告诉我心理学教授梅利莎·海因斯是她所在的学科中最平衡、最公正的研究人员之一——这一点在一个有时候既不平衡也不公正的领域里非常重要。她的办公室位于剑桥大学一条小巷后面，沿着一条木质镶板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里面摆满了各种关于性别议题的书籍。
年，海因斯及其同事曾经开展过一项针对婴儿的研究，该实验通过观察婴儿看两个玩具哪一个时间更长，表明这些偏好早在婴儿两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2至24个月内，婴儿就已经表现出对性别类型玩具的偏好。因而，女婴看洋娃娃的时间要比看小汽车长，男婴看小汽车的时间要比看洋娃娃长。”但是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男婴和女婴看洋娃娃的时间都比看小汽车的时间更长。
从统计数据来看，婴儿玩耍的这种差异意义重大。
海因斯解释说：“我想把玩具偏好与身高进行比较。我们知道男性一般比女性高，但并不是所有男性的身高都高于所有女性。因此，这种性别差异的大小是两个标准差。玩洋娃娃和玩卡车在时间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与身高上的性别差异大致相同。”
标准差是衡量数据分布情况的标准。身高的分布看起来像一条钟形曲线。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69英寸（约.26厘米），标准差为3英寸（约7.6厘米）。这意味着，在一大群男性中，有超过2/3的人将会在一个平均的标准差当中，从而使他们的身高介于66英寸（约.64厘米）到72英寸（.88厘米）之间。离平均线越远，越接近钟形曲线的细端，这样的男性就越少。两个标准差之外的是比平均值高6英寸（约15.24厘米）或矮6英寸的男性（只有不到5%的男性比平均值高出两个或更多个标准差）。因此，在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面，两个标准差之间的区别，就好像他们的平均身高具有6英寸的差距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这会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差距。
在研究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女孩的过程中，海因斯的团队热衷于测试她们是否有可能得到了某些无意识的鼓励，从而选择去玩男孩的玩具，或许是因为家人了解她们的间性人病况之类的。“所以我们想把家长带过来和婴儿在一起，看看家长对此做何反应。他们在玩具房中到底有没有鼓励女孩这样选择玩具？但是，我们发现，家长实际上尝试让她们玩女孩式的玩具。比起他们其他的女儿，他们更愿意给这些女孩介绍女孩式玩具。如果女孩正在玩一个女孩式的玩具，家长们会说，‘很好’，并且给她们一个拥抱。”她指出，更多的证据表明，玩具偏好差异不仅可归因于社会条件作用，也取决于一定的生物因素。
美剧《后翼弃兵》（）剧照。
然而，这种玩具选择上的差异，与两性的大脑由于接触到睾酮数量的不同而在结构上有很大不同的理论相去甚远。与巴伦-科恩的主张也有相当的差距，巴伦-科恩认为存在着某种典型的雄性大脑和典型的雌性大脑—前者喜欢数学，后者喜欢喝早茶。如果巴伦-科恩是对的，那么在许多其他行为中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差距。那些具有雌性大脑的人通常表现得像共情者，而具有雄性大脑的人更像系统思维者。
按照海因斯的说法，情况不是我们能看到的那样。在厘清手头各个年龄层的全部科学数据之后，她认为“共情化和系统化的性别差异大约是半个标准差”。这相当于男女之间大约1英寸的平均身高差距。这个差距很小。她说：“这很有代表性。大多数性别差异都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性别差异。”
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家珍妮特·希伯利·海德（JenetShibleyHyde）提出了一个“性别相似性假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以此来说明两性之间的重叠性到底有多大。在一张超过三页的表格里，她列举出了在各类衡量标准中发现的两性间的统计差距，从词汇和对数学的焦虑，到攻击性和自尊心等。结果显示，除了投掷距离和立定跳远这两项之外，每项数据中的两性标准差都小于1。在许多测定项目中，男女之间的差距不到标准差的十分之一，这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法区分的。
智商方面也是如此，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两性之间的平均智商没有差别。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托·科洛姆（RobertoColom）经过对至年间申请私立大学的一万多名成年人的测试发现，两性“一般智商”之间的差异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该测试将智商、认知能力和心理能力都包含在内了）。他的论文发表于年的《智慧》（Intelligence）杂志上，证实了此前研究中一再显示的结论。
有些人认为，从统计数据来看，男性之间比女性之间有更多的变化，也就是说，尽管普通男性并不比普通女性智商高，但在该群体中有相对更多智商极低的男性和智商极高的男性。他们说，在钟形曲线的远端，也就是重叠末尾的地方，差异就变得明显。这可能就是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尝试辩解为何顶尖大学中男教授多于女教授时所提出的有争议主张的基础。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一主张。年，爱丁堡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通过对苏格兰全民范围内的11岁儿童的一般智力情况进行调查证实，男性在其测试结果中确实表现出更多的可变性。他们指出，这些差异虽然并不像某些人过去暗示的那样极端，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同时，这些研究人员指出，最大的影响出现在量表底端。智商得分最低的人往往是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遗传基因有关。比如说，X连锁精神发育迟滞综合征（X-linkedmentalretardation）对男性的影响远远超过女性。
海因斯也证实了这一点：“主要是因为男性有更多的发育障碍病例，所以处于最底层。在上端，差异并不大。”苏格兰的研究团队发现，他们在数据顶端看到的较小规模差异肯定不足以解释两性在数学和科学领域的差距。在他们的一组特定数据集中，男孩与女孩获得最高智商测试分数的比例大约是2:1。在大学里，男女科学教授的人数差距通常要大得多。
电影《性别为本》（）剧照。
海因斯认为，苏格兰研究团队测试结果中的这种差异也可以归因于社会因素。她对我说：“尽管平均来看智商没有性别差异，但我认为在顶端的男孩们仍然会得到鼓励。我觉得在某些社会环境中，他们根本得不到鼓励，但在富裕的、受过教育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仍然倾向于给予男孩更多的期待，进而对他们投入更多。”
这一观察得到了最近研究的支持，即人们通常是如何将天才视为一种男性特质的。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探讨了这种对男性天生睿智的期望是否会影响某些学科的性别平衡。在由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萨拉-简·莱斯利（Sarah-JaneLeslie）和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安德烈·辛皮安（AndreiCimpian）主导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来自美国三十多个学科的学者，问他们是否认为成为该领域的顶尖学者需要某种“无法传授的特殊天赋”。他们发现，在那些人们认为确实需要天赋或天才才能取得成功的学科中，女性博士的人数较少。
那些努力工作会给予更高评价的学科，往往有更多女性。
本文摘编自《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原作者：[英]安吉拉·萨伊尼；摘编：青青子；编辑：王青；导语校对：陈荻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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